山西“煤焦老板”转行记

这个过程不仅是对于特定英模的塑造过程，也是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必要步骤，学者对此指出国家荣誉、国家标志、以及国家的历史、价值、信仰等均是国家主义者的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而这显然是通过这些符号将政治价值内化为人民感情的过程。

有没有方法可以走出这一僵局？ 我没有答案。当然，革命运动也可以采取更为和平的公民不服从的形式——印度的尼赫鲁和国大党以及波兰的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形式。

在此之后，每当出现民众对抗的时刻，英国统治精英就诉诸于更进一步的策略性让步的行动。但是，赫尔穆特•科尔却不在他们之列。在不同的国家，这类斗争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难题就在今天的西班牙上演着。或者正相反，即便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但只要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他们仍然会继续支持这个体制。

这些抗命行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第一种的场景中，局外的革命者在时段点I行动起来，动员起了反对现政府的运动。（2）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的人权损害避免。

[21]U.N.Human Rights Council，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U.N.Doc.A/HRC/10.61，2009. [22]国际律师协会的《在气候变化时代如何实现正义与人权》报告（Achieving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an Era of Climate Disruption）。《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法体系里最为核心的和唯一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法，一直以来虽被认为是国际气候变化法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性的推动作用，然而它的诸多不足也被广为诟病。当然，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人权概念理解的侧重点不同，比如一些国家侧重于第一代的人权（重点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些国家主要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第二代人权，还有的国家重点保障以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为核心的第三代人权。本文在深入分析气候变化与人权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推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的人权化以及推进现有人权法体系的绿色化。

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提到健康权受到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享有健康生活的前提条件，并对人类的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一个健康的环境。基于健康的环境是享有基本人权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中，在对诸如健康权、食物权、居住权等基本人权的论述中都提到缔约国有义务保障实现这些基本人权所必要的健康环境。

而气候变化影响在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也使得在法律上很难将正在发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现象与将来可能出现的人权侵害之间建立法律上的损害责任关系。随着水资源的枯竭，旨在争夺干净水源的战争和冲突也会增多、加剧。在国际人权法框架下，人权法的侵权通常是指某一确定的义务承担者违反了某项人权义务，所以并非所有的对人权的负面影响能够被认定为侵犯人权。比如，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侵害了这些人的生命权，但是，这样的侵害不是某一个国家由于违反了它的特定的人权义务而造成的，所以在传统的人权法语境下不能被认定为侵犯人权。

对于土著人民来说，土著文化和居住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4] 2.对现有人权概念的延伸 鉴于把环境权作为独立人权的这一处理环境与人权关系的方法存在的争议，另外一些专家建议把现有的人权概念内涵和范围进行延伸来涵盖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目前国际人权机构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依据第二种视角来处理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人权侵害事件。1.环境权作为独立的人权 支持者认为承认独立的环境权，把环境权纳入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人权法系统相对成熟的法律规范和相对完善的法律执行机制等优势，为环境权获得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承认及保障提供有利条件。

目前，对于气候正义，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在它的《在气候变化时代如何实现正义与人权》的报告中，把气候正义解释为，气候正义是为了确保社区、居民和政府能够拥有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法律权利来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并能在国内司法体系框架下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区域法律和国际法工具来推行充分尊重人权的气候变化减排和适应性措施。因此，国际人权公约在不同的国家履行的程度和人权保障的重点都不同，这种对于人权标准和内涵的理解不同也反映在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争论中。

四、结语 当代国际人权法体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核心人权公约给饱受战争之苦和惨遭肆意践踏而受伤的人类心灵带来期盼已久的人性光辉与希冀。正如IPCC的第五次报告所指出的，那些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制度层面和其它层面处于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更难于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也更难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采取有效的适应性应对措施（adaptation responses）。

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会严重侵害食物权。比如，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使一些岛国居民的居住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小岛国可能会因此消失，引发大量的岛国居民被迫逃离。除了积极完善现有公约和推进新的条约的建立，鉴于司法判例对于国际人权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国际人权法院和区域人权法院也可以在推进人权法体系绿色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6]U.N.Human Rights Council，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U.N.Doc.A/HRC/10.61，2009. [7]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Background Paper，2008，available at http//www.hreoc.gov.au/about/media/papers/hrandclimate_change.html，2015年8月30日访问。特别是，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并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排放量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被纳入到强制减排的框架中，《京都议定书》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力和约束范围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比如，美国就不认同气候变化的人权维度，反对从人权的视角来看待气候变化问题[16]。

而且，一些学者担心在现有提及环境权的国际条约中，对于环境权的表述还主要是程序性的权利，缺乏实质内容性和统一的判断标准的规定，所以环境权即便在法律上受到认可，它在司法实践上也较难操作执行。本文建议应该在具体条款修改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核心的法律标准、义务和权利，并以这些法律标准、相关权利与义务为核心发展出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时代的人权危机的新的人权条约。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首次正式揭示了环境与人权的关系。随着全球升温带来的降雨量减少、冰川融化和河流枯竭，人类所能享用的清洁水资源将会越来越少，人类的水权受到极大冲击。

在区域层面，人们可以诉诸泛美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非洲人权委员会（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s）等机构来寻求救济。[14]参见龚宇：《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虚幻或现实》，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

鉴于此，国际社会目前正在积极协商，希望在2015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变化条约来取代《京都议定书》。美国2008年在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的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书面意见中指出，美国并不认为国际法框架下存在着享受安全环境的权利，而且美国也不认为从人权视角来应对气候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其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7/23决议（Resolution 7/23）标志者联合国决议首次承认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带来了直接和影响深远的威胁，并且损害了人类所应该享有的人权。2.食物权 食物权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对食物权的认可和保护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

[12]蔡守秋：《论环境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19]这是2008年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Budayeva v Russia案件，最终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没有承担它所应该肩负的保护人民生命权的人权义务，没有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防范泥石流。

[18]Christina Voigt，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Damages，77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8）。鉴于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问题属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一部分，所以建议把该条款放在新的气候变化公约中应对措施的那一部分，并与应对措施的其它条款相融合贯通，形成体系化的解决模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1条对此予以明确确认。本节旨在讨论潜在的维护气候正义的国际法路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也催生出一股从法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学角度来探究这两个领域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热潮。而对于那些缺乏资源和移民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很可能被迫呆在已经环境恶化的地区，他们的人权会因为恶化的环境而受到进一步的严重损害。[20]John H.Knox，Linking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United Nations，33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9）。在2002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认可了水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权的地位，指出水权属于保证人类正常生活的必需的根本性的人权，尤其考虑到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在具体的绿色化推进过程中，可以考虑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条约入手，因为该条约相对来说更为直接地涉及到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也更容易被绿色化。从该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开始把气候变化与人权这两个原本以为不相关联的领域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人权法的视角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如何使国际人权法体系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时代的人权危机的新特点，是亟需解决的重要挑战。[22]气候正义的视角充分关注被气候变化危机凸显的人类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倡导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中融入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以一种保障弱势群体能平等、充分享有人权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这项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